中国的专制循环能不能破，如何破？

　　结束一党专政、建立民主宪政，当然是中国走向自由不可绕过的一步。没有基本政治制度的改变，公民社会就不可能获得充分成长的空间，个人权利也不可能得到可靠保障。但我越来越相信：推翻一个专制政权，与终结一个社会生产专制的能力，并不是同一件事。政权可以在一夜之间垮台，制度可以在几年之内建立，而一种社会结构、一套行为习惯、一种人格类型的改变，却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时间。

　　中国真正的问题并不只是谁来统治中国，而是中国人究竟准备以什么方式共同生活？这才是专制循环最深处的问题。

　　一、循环的究竟是什么？

　　我们过去谈中国历史，太习惯于把目光放在皇帝身上。好皇帝，坏皇帝；明君，昏君；清官，贪官；盛世，乱世。中国历史似乎成了一个权力不断易手的故事。但如果把目光从宫廷移向社会，从帝王将相移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，也许会发现，真正顽固的循环并不只是皇帝的循环，而是某种国家、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的循环。

　　它大致是这样的：国家不断吞噬社会，社会不断失去自治能力；社会越缺乏自治能力，个人越需要依附权力；个人越依附权力，社会中的横向信任越弱；横向信任越弱，人们越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权力出来主持公道；于是国家获得进一步扩张的理由。

　　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闭环。在这样的社会里，一个人很难首先作为独立的“人”存在。他首先是谁的儿子、谁的学生、哪个单位的人、哪个系统的人、哪条关系上的人。他需要寻找靠山，需要判断风向，需要知道谁说了算。

　　这样就形成一种极其矛盾的社会心理。我们痛恨特权，却希望自己认识有特权的人；我们反感走后门，却在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四处寻找关系；我们要求别人遵守规则，却希望自己的“特殊情况”能够得到通融；我们痛恨权力不受制约，却又期待某个英明的领导替我们主持正义；我们一面骂贪官，一面盼清官，一面痛恨皇帝，一面寻找明君。

　　我们反抗的常常不是特权本身，而只是自己没有获得特权。如果这一点不改变，即使旧皇帝被赶走，人们仍然可能寻找新皇帝；旧组织被推翻，人们仍然可能建立一个新的、要求绝对服从的组织。专制便完成了它最隐秘的复制。

　　二、推翻专制为什么还不够？

　　并不是说推翻专制没有意义。如果一个政权系统性地压制言论、结社、信仰和政治参与，如果权力拒绝受到真正的法律约束，那么结束这种制度，本身就是自由社会得以成长的必要条件。问题在于：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。

　　二十世纪以来，世界并不缺少推翻独裁者的革命。有些国家由此走向民主，有些国家却在短暂的狂欢之后重新陷入强人统治、军事政变、民粹政治、内战或者新的独裁。为什么？因为民主并不仅仅是一套国家机器的操作说明书。一部宪法可以规定总统任期，却不能自动让掌权者愿意下台；法律可以规定言论自由，却不能自动让社会学会容忍自己讨厌的声音；选举可以产生多数，却不能自动让多数尊重少数；政党可以建立，却不能保证政党内部不实行领袖崇拜；反对派可以反对独裁者，却不能保证他们自己掌权之后不会成为新的独裁者。

　　这正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令人不舒服的事实：一个人在政治上反对专制，并不意味着他在人格上已经摆脱了专制；一个人完全可能反对习近平，却要求自己的下属绝对服从；可以要求共产党尊重言论自由，却不能容忍自己组织里的不同意见；可以反对个人崇拜，却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制造另一个领袖；可以高喊民主，却把不同意见者视为敌人；甚至可以为了所谓正确的目标，认为程序、边界和个人权利都可以暂时牺牲。果如此，旧制度虽然死了，制造旧制度的人格土壤却仍然存在。

　　所以我越来越相信，中国未来真正艰难的转型，不只是政权转型，更是社会转型和人格转型。

　　三、从“公法救国”走向“私法宪政”

　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谈论救国，习惯从国家开始。我们设计国体，讨论总统制还是议会制，中央集权还是地方自治，两院制还是一院制，联邦还是单一制。这些问题当然重要，但在这些宏大制度下面，还有一个更加基础的问题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，在组成这个共和国？

　　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边界，如果私人财产随时可以被政治理由剥夺，如果契约可以因为权势而作废，如果人格尊严可以为了宏大目标被践踏，如果家庭、企业、学校、协会乃至私人生活都必须服从某种政治意志，那么即使宪法写得再漂亮，宪政仍然可能只是纸上的宪政。

　　我逐渐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概念：私法宪政。所谓私法宪政，并不是用民法代替宪法，也不是认为政治制度无关紧要。它要回答的是：宪政赖以生长的社会土壤究竟是什么？

　　我认为，它首先来自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对边界的承认。

　　这是我的，也是你的。这是我的身体，这是我的财产，这是我的思想，这是我的信仰，这是我的私人生活，我有权说“不”；你也有权说“不”。我不能因为自己掌握权力而侵犯你，也不能因为我相信自己代表真理、人民、民族或者正义，就取消你的主体资格。这就是宪政最原初的精神。

　　宪法限制国家权力，而民法训练普通人理解权利的边界。民法告诉人们：你拥有权利，别人也拥有权利；你可以自由选择，但必须承担责任；承诺必须履行；损害别人需要赔偿；别人不是你的附属物；私人领域不是任何公共权力都可以随意闯入的地方。

　　所以，在我理解的意义上，民法不仅是一套法律规范，也是一所公民学校。

　　四、什么是“民法国家”？

　　我所说的“民法国家”，不是“民法典特别发达的国家”，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拥有厚厚的民法典，同时仍然是一个专制国家。我所理解的民法国家，是一种政治文明：私人主体之间平等、自治、守约、负责、尊重边界的生活方式，构成整个国家秩序的社会基础。在这样的国家里，国家不是无所不在的父亲，它不负责替成年人决定应该读什么书、相信什么思想、爱什么人、加入什么组织、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；国家首先承担的是另外一种职责：保护每个人拥有自己的生活。这就是我所理解的“小政府”背后更深的意义；它不是简单减少公务员，不是机械削减财政，而是承认一个根本事实：社会先于国家拥有自己的生命；国家不是社会的主人；社会也不是国家的一个部门。

　　国家的边界在哪里？就在公民权利开始的地方。

　　五、从《流亡与国体》开始：国家为什么存在？

　　我的这些思考，并不是从书斋里的制度设计开始的。它们首先来自流亡。

　　当一个人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故土，才能保存自己的言说、思想和人格时，许多过去习以为常的概念都会突然变得可疑。国家是什么？祖国是什么？忠诚是什么？一个人究竟应该忠于土地、政权、民族，还是首先忠于自己的良知？如果一个国家要求个人牺牲尊严才能证明忠诚，那么这种忠诚还有什么道德价值？这构成了我思考《流亡与国体》的起点。

　　流亡迫使我重新理解国家。我逐渐意识到，近代中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倒置：不是国家为了人存在，而是人为了国家存在。为了国家强大，个人可以牺牲；为了民族复兴，权利可以等待；为了稳定，自由可以暂停；为了大局，小人物的痛苦可以忽略。久而久之，“国家”成了一个拥有自己意志的巨大生命，而一个个具体的人反倒成了它可以消耗的材料。

　　我希望完成第一次倒转：不是人属于国家，而是国家属于人。国家没有超越人的神圣性；政治共同体存在的理由，是让一个个具体的人能够安全、有尊严、有自由地生活。如果《流亡与国体》最终要回答一个问题，那么这个问题就是：什么样的国家，值得自由的人共同生活其中？

　示意图  (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)

　　六、《微光与秩序》：国家退后以后，谁来创造秩序？

　　但仅仅限制国家仍然不够。因为一个更困难的问题马上出现：如果国家不再包办一切，那么社会会不会陷入混乱？这是专制主义最古老也最有效的恐吓：没有强大的政府，你们就会乱；没有一个权威管着，中国人就会互相残杀；没有稳定压倒一切，一切都会失控。《微光与秩序》试图回答的，正是这个问题。我的答案是：秩序并不只有国家才能创造。

　　事实上，一个健康社会绝大多数秩序，本来就不是警察创造出来的。家庭、邻里、市场、学校、教会、协会、企业、公益组织、职业共同体、兴趣团体、地方社区……无数普通人在无数微小关系中每天都在创造秩序。两个陌生人愿意签订契约；一个人答应的事情愿意做到；几个人为了共同目标组成协会；社区居民能够一起解决公共问题；失败者承认一次公平的表决；多数人愿意给少数人留下说话的空间。这些事情看起来微不足道，但恰恰是这些不起眼的东西，组成了自由社会真正的基础。我把它们称作：微光。

　　微光很小。它没有革命广场上的聚光灯，没有领袖演说时山呼海啸的掌声，也不会出现在宏大的历史叙事里。但一个文明真正能够抵御黑暗的，往往就是这些微光。

　　所以：微光不是宏大革命之后剩下的余火，而是自由秩序本身的起点。

　　七、《人格与自由》：谁能够承担自由？

　　然而，当我的思考继续往下走，最终仍然绕不开每一个人。国家可以改革；制度可以建立；社会可以组织。可是最后，所有制度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运行的。

　　《人格与自由》必须回答三部曲中最困难的问题：究竟什么样的人，能够承担自由？自由并不只是权利，自由也是责任；一个真正具有自由人格的人，不需要成为圣人。他甚至可以自私，可以软弱，可以犯错；但他至少知道：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，自己的正确不是侵犯别人的许可证；自己的痛苦不能自动转化成伤害别人的权利，别人不是实现自己理想的工具；多数不能随意消灭少数，权力需要边界，善意同样需要边界，甚至正义，也需要边界。

　　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公民人格。公民人格最重要的标志，不是一个人天天谈论政治，而是他真正承认另一个人也是一个完整的主体。我可以不同意你，但不必消灭你；我可以批判你，但不能剥夺你的权利；我可以与你竞争，但仍然遵守规则；我输了，可以等待下一次；我赢了，也不能把失败者赶出共同体。这是民主真正困难的地方。

　　投下一张选票只需要几分钟，学会与自己不喜欢的人共同生活，却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文明训练。

　　八、公民社会不是民主的结果，而是民主的学校

　　我不同意一种常见说法：“中国人的公民素质不够，所以现在不能民主。”这种说法经常成为专制主义为自己辩护的借口。

　　没有哪个民族天生拥有民主素质，公民不是等民主建成之后，从天上掉下来的一群新人。人是在使用自由的过程中学习自由，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学习责任，在参与自治的过程中学习自治。没有结社自由，怎么学习结社？没有地方自治，怎么学习自治？没有言论自由，怎么学习容忍异见？没有真正的产权，怎么形成稳定的边界意识？没有司法独立，又如何让人相信解决冲突靠规则而不是靠关系？

　　制度与人格并不是谁先谁后的简单关系，它们彼此塑造。好的制度为公民人格留下成长空间；成熟的公民人格又使制度获得社会根基；强大的公民社会限制国家重新吞噬个人；受到限制的国家反过来保护社会继续生长。这与专制社会形成两个完全相反的循环。一个是恐惧—依附—集权—更大的恐惧；另一个则是：自由—责任—自治—信任—更多的自由。真正需要建立的，是后一个循环。

　　九、从政权革命到社会革命，再到人格革命

　　如果问我：中国的专制循环究竟能不能破？我的答案仍然是：能。但我不相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破局。我不相信某一天共产党突然倒台，第二天早晨中国人醒来，就已经生活在一个成熟的自由社会。同样，我也不相信中国人因为经历过漫长的专制，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现代公民。真正的改变，比这两种想象都更加漫长，也更加朴素。它发生在一个个人身上。从臣民成为公民，从寻找靠山转向相信规则；从等待清官转向要求制度；从崇拜领袖转向警惕权力；从身份社会走向契约社会；从关系伦理走向边界伦理；从“国家允许我做什么”，走向“国家凭什么禁止我做什么”；从把不同意见视为敌人，走向承认即使你错了，你仍然拥有权利。

　　如果一定要把这种变化称为革命，那么中国未来真正需要完成的，也许是三场彼此关联的革命：政权革命、社会革命和人格革命。第一场革命解决谁拥有权力；第二场革命解决社会能否自治；第三场革命解决我们究竟成为怎样的人。而真正困难的，是后两场。

　　十、我的三部曲，其实是在追问同一个问题

　　《流亡与国体》《微光与秩序》《人格与自由》，表面上似乎是三本不同主题的书。实际上，它们一直在追问同一个问题。

　　《流亡与国体》问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家？

　　《微光与秩序》问：离开国家的包办之后，我们如何共同生活？

　　《人格与自由》最后问：什么样的人，才能真正生活在自由之中？

　　这样一条越来越清楚的线索就浮现出来：国体—秩序—人格。但如果从自由社会真正生成的方向倒过来看，它又是：人格—社会—秩序—国体。自由国家不能仅仅由少数政治精英设计出来，它必须从自由社会中生长；自由社会也不能凭空出现，它必须从一个个具有独立人格、边界意识、责任伦理和自治能力的人中生长出来。

　　因此，我所思考的“私法宪政”“民法国家”“公民社会”和“公民人格”，其实并不是四套互不相关的理论。它们是一件事情的四个层次：以人格为起点，以私权为边界，以社会自治为肌理，以宪政国家为外壳。

　　结语：真正的破局

　　中国近代以来，已经有太多人试图“救中国”。有人寻找明君；有人寻找主义；有人寻找政党；有人寻找革命；有人寻找一个足够伟大的制度设计。这些努力有的伟大，有的悲壮，有的最后变成了新的灾难。

　　也许到了今天，我们应该换一个方向。与其不断追问：谁能够救中国？不如开始追问：一个不需要被谁拯救的社会，究竟怎样才能生长出来？这样的社会里，即使没有明君，人们也能正常生活；即使出现坏人，他也不能任意作恶；即使彼此意见不同，人们仍然能够共同生活；即使国家强大，个人仍然拥有不可侵犯的边界；即使没有英雄，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仍然能够通过契约、合作、自治和互助，维持一个社会基本的文明秩序。这也许才是中国走出专制循环真正的道路。

　　中国真正需要完成的革命，不只是把权力从一个政党手中拿走。它还必须把秩序从权力手中解放出来，把社会从国家的阴影下解放出来，把人格从依附中解放出来。到那一天，一个中国人才不必再首先问：谁是我的靠山？上面是什么意思？领导允许吗？风向变了吗？他可以只是平静地说：这是我的权利，也是你的权利；这是我的边界，也是你的边界。我们不需要彼此臣服，也可以共同生活。

　　专制循环真正被打破的标志，或许并不是最后一个独裁者倒下。而是有一天，即使又有人试图成为独裁者，这个社会已经不再需要他，不再崇拜他，也不再允许他。到了那时，我们才真正完成了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漫长跋涉。而所谓自由，不过是亿万个普通人终于学会了一件看似简单、却异常艰难的事情：自己站立，也允许别人站立。

本文转自：TNT时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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