丁学良：省思文革　回忆反思只为给后人留下纪录

（中央社记者吕佳蓉台北17日电）1966年的夏天，学校里的大声公传来毛泽东下达的指示，「全国停课、闹革命！」当时是初二生的丁学良听得懂停课的意思，但是不懂闹革命。文革60年来，他以毕生投入研究这场革命，回忆与反思，书写与教学，只为给后人留下纪录。

丁学良是中国知名政治社会学家、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，他曾是第一代热情的红卫兵，也为此上山下乡过，改革开放后他前往西方留学，曾是哈佛大学教授、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马若德（RoderickMacFarquhar）文革课堂助教，之后丁学良也在世界各地讲授文革课。

●亲历者都有自己的经历 文革不能简单概括

文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有论者从中共高层的政治权力斗争解释，也有人从事件本身谈起，如反对党内走资派、动员红卫兵、林彪事件…但对丁学良而言，每个人都有一个文革，他在文革60周年前夕接受中央社访问时说，「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，自己所经历的文革都跟别人不一样，都有自己的文革经验」。

「因此，任何人都不能把文化大革命做简单的概括」，丁学良说，文革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，与以往的政治运动概念不同。

丁学良自评自己不仅仅是第一代的普通红卫兵，还是红卫兵里最激进、也最真诚的。在文革爆发初期，他是一名13岁满怀理想热情的青少年，1966年6月23日下午，学校接到上级通知，从今天起，全国停课闹革命。他说，「停课在技术上容易理解，孩子很开心，但闹革命是什么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们很开心不上课。」

1949年以后，中国几乎每一年都在革命，三反五反、反右运动、大跃进之后造成大饥荒…而文革的史无前例处，是由执政的共产党最高领袖对自己建立的官僚体系发动革命。丁学良说，因为在革命洪流中，「我们始终在革命，然而这个革命是什么回事，一点都不知道」。

当时没有其他媒介，红卫兵们首先学习著中共的「两报一刊」（人民日报、解放军报与红期杂志）探索怎么闹革命，一同「破四旧」、「打老虎」，并借由著大串联到大城市取经学习革命经验。

有一次，学校的红卫兵们举著毛泽东头像的旗帜，上写著「大破四旧」、「大立四新」的标语，一行人步行到安徽水东，破坏当地一座古老的天主教堂，他们把教堂内古老的画作铲除，喷上毛语录与革命画像。60年后，丁学良向记者回想起这些过往，他深感后悔与悲哀，同时也庆幸在文革起初的「破四旧」期间没有参与太多。

当北京鼓动起天翻地覆的文革「红八月」（1966年）前后，受到毛泽东与「造反有理」的感召，丁学良投身革命事业，与其他红卫兵们学习「红军步行两万五千里」的精神，组织串联队「恽萧战校长征队」，从安徽宣城徒步前往芜湖、南京，看大字报、学习如何组织辩论、印传单、办战报。这是他革命初始的起点。

●革命浪潮席卷全中国 批斗报复社会失序

革命的浪潮席卷全中国，丁学良将革命经验带回宣城，在宣城中学建立「八一八暴动团」，开始斗阶级成分有问题的老师、斗有黑历史的校长，并抓起宣传工作印制革命传单「八一八战报」。

击败党内「活老虎」，即走资派、干部与当权派，丁学良也不遗余力。丁学良是安徽人，他曾到合肥参与、观摩批斗当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、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。

在那次批斗会上，当被批斗的李葆华被押送上台，观众的情绪被激起，现场除了朗诵「毛主席语录」，为了要提升批判水准，还要连结马克思与列宁思想，接著一一将李葆华的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」揭发。

然而，就在那次万人批斗会上的后台，丁学良忆及，一位50多岁的人告诉他们要对李葆华手下留情，因为当时安徽大饥荒死了很多人，李葆华被中央调来做了一些好事，否则会死更多人。丁学良说，听到此事，当时的他受到很大刺激，也明白了革命当中的「区别对待」。

之后，文革从校园扩散至社会，学生、工人、干部自组组织，社会被割裂成相互报复的世界。受到江青多次讲红卫兵造反派「一定要想尽办法武装起来」的影响，社会失控无序地出现武斗、抢枪，甚至要出动军队介入文革，控制失序的社会。

回忆起文革种种，丁学良说，这是1949年以后，中国民间普通人第一次能够批判掌握权力的人，把当地的一把手、二把手、三把手揪出来，进行肉体上的迫害、挂上牌子。

●毛泽东理想过头 民怨藉文革泄愤

丁学良评价毛泽东是一名理想主义者，做了很多可怕的事情，都是因为太过理想，文革之所以会搞起来，是因为毛讨厌当时的世界，包含美国西方与苏联，也对中国的刘少奇路线不满意。1964年四清运动后，毛认为共产党再不整治，只会越来越走向资本主义，因此开启了文革。

但他分析，文革一开始，很得中国老百姓的拥护，普通老百姓对上层政治不了解，看到的是平常治理他们的基层干部残暴，老百姓实际上受不了，从1949年到1967年农村死了很多人，大饥荒更是死了几千万人，于是文革就成为了民众宣泄的机会。

「当然，之后才知道毛泽东利用老百姓，但不管怎样，1966年底普通老百姓有了一次讲真话的机会，控诉官员对他们的破坏」，丁学良说。

1966年底，中国民众第一次能将累积的怨气爆发出来，他认为现在会有怀念文革的原因，很可能是当时文革让基层百姓有机会表达自身的观点，当时能够打倒刘少奇、在全国串联，现在这些在中国都是不可能的事。

文革经历了10年半，过程中，卷入文革的人数史无前例，当时的中国人口约在8亿左右。毛泽东借由大喇叭系统，让他的传达指示不过夜，在大中城市通过「两报一刊」传递，一个信念系统的建立，影响到中国的每个民众。

丁对文革产生怀疑，是源于自身的经历。1968年红卫兵受到了诸多压力，成为被批评的对象，丁学良回忆，「当时小青年就在反思问题，思考是不是被利用得差不多了，要来开始对付我们？」果然，1968年底，毛泽东号令上山下乡，将红卫兵们下放到农村去。

●从死人堆里走出来 反思留下文字盼后人知

经历过文革的恐怖，丁学良说，他试图要跟年轻一代的人讲，文革对他本身是「一段了不起的成就」，他永远感谢有文革的机会，因为这让他经历过最残酷的政治斗争，并且能熬过去，往后的日子里不管遇到什么政治波动，他会将之与文革相比，并告诉自己：「这些比文革还差得远了」。

「老革命讲『我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』，中国的政治斗争非常残酷，经历过10年文革，可以说『我们是从死人堆里走出来的』」，身边有多少人被打死，身边有多少青年丢掉性命，虽然比不上中共最早那些打仗的人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丁学良说道，「但是我本人是从死人堆里走出来的」。

上山下乡时，受到最大迫害的人恐怕是女知青。丁学良忆起，他后来到上海读书，碰到当年的女知青，一提到东北、云南的农村经验，她们就会哭，但是她们不会讲受到什么侵害，之后他知道不能提这些事，因为一提场面马上崩溃。

至今仍未有女知青在上山下乡期间被侵犯的具体数据，然而女知青被侵害的事件在60年后仍是文革研究中亟待探讨的主题之一。丁学良痛苦地说，如果所有可怕的事情都没有证据，这些事情最后就不会被人知道。

文革过去数十年，丁学良从未停止探索文革的步伐。他在疫情期间反复看普利摩．李维（PrimoLevi）、索忍尼辛（Aleksandr Solzhenitsyn）的书，李维是义大利国宝级作家，他是一名犹太人，经历过纳粹集中营的苦难，索忍尼辛则经历过苏联劳改营。丁学良视这两人为榜样。

丁学良说，李维把自身的经历写出来后，还是从自己被纳粹逮捕的自家楼3楼跳楼自杀，因为他忍受不了；苏联的索忍尼辛曾讲，「我不是在为自己讲话，是为那些在西伯利亚冻土下永远没有机会发出声音的难友们讲话」，丁学良哽咽说道，「我活下来了，我要把这些难友们不能讲的东西讲出来」。

「文革的时候我们的神是毛泽东，等到文革破灭后，信甚么呢？这是世界上最残酷的现实。」他每天在撰写回忆录，表示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将反思留下文字或影像，让所有的年轻人不会从零开始去了解，承受这些苦难代价太大，但是年轻人可以从亲历者走到的点往下走。

丁学良感慨，从2008年到2015年有很多人出来检讨文革，因为知道这不能够再重复。因此，他要写下来，「你可以同意我，也可以不同意我，但是你们（年轻人）会知道」。

附记：本文的采访依据丁学良口述，未经丁学良本人校订。

本文转自：TNT时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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