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活到这把年纪,在中国大陆生活了几十年,别说参加选举,连选票长什么样,我都没有见过。
“人民当家作主”,这句话我听了几十年。可轮到谁来执掌这个国家的权力,却从来没有人问过我。
在实行民主选举的社会,投票是成年公民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。可到了中国大陆,一张能够真正决定谁来执政的选票,怎么就成了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?
2026年11月,我在洛杉矶报名参选中国民主党党代表。我写下自己的经历,也写下如果当选愿意做的事,等候党员作出选择。陈述里有一句话:“国家由谁治理,由人民的选票决定;做不好,就下台。”
这是我对中国未来的期望,也是我参选时应当接受的规矩。我讲了什么、做过什么,大家可以问;觉得别人更合适,票就投给别人。我坐过牢,受过苦,也不能因此向谁讨一张赞成票。那张票是人家的权利。
既然国家属于人民,治理国家的权力就必须由人民授权。人民有权选择谁来执政,也有权在任期届满时重新选择。任何一个党,都不能自行宣布代表人民,就把国家权力永久据为己有。
国家这么大,人民这么多,谁来执掌最高权力,却由少数人在公众无法真正参与的程序中决定。人选确定之后,再以人民的名义宣布结果。我想问:连问都没有问过我,凭什么说这就是我的选择?
1948年通过的《世界人权宣言》第二十一条,已经明确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,要求通过定期举行的真正选举表达这种意志,并保障普遍、平等的投票权。可这项权利,在我的大半生中始终没有成为可以亲手行使的现实。
选票最要紧的用处,是让人民能够和平地更换掌权者。
回看中国历史,更换统治者常常连着饥荒、战乱和死人。上面的人不肯下来,下面的人忍无可忍,最后用命去换。百姓等一次改朝换代,往往先等来一次家破人亡。
有自由竞争、权利保障和法治支撑的选举,给人另一条路:任期届满,由选民决定是否换人。败选之后,掌权者即使不情愿,也得依法交出权力;败选者的言论、结社等合法权利,仍应受到保护。权力可以和平交接,人们不必再为换一个政府付出流血的代价。
选民也会看错人。可既然会看错,就更要保留改选的机会。把一个人选上去之后,还能按规则把他换下来,这张票才有分量。
真正的选举,结果不能由掌权者预先决定。谁把权力看成自己的东西,谁就难以接受“自己也可能输”这个事实。
在我看来,中共当局怕的,正是这种无法包办的选择。
一旦接受真正的竞争,政绩就得由别人评判。钱花到了哪里,政策出了什么错,百姓的日子究竟怎样,都要拿出来接受质询。监督和问责有了制度,掌权者就不能永远自己给自己打分。选票决定由谁执政,违法责任则须通过独立、公正的司法程序追究。
百姓还会发现,普通人也有作决定的资格。候选人得走到他们面前,解释自己的主张,回答难堪的问题,争取他们的支持。经历过这样的过程,“你不懂,听安排”就很难再成为理所当然。
我曾见过一种说法:中国人素质低,经济发展还没到那个程度,不适合实行民主选举。我就想问:台湾和大陆有深厚的语言、文化联系,台湾民众为什么就能投票选择执政者?1996年,台湾举行首次总统直接选举,2000年又实现首次政党轮替。中华文化背景并没有妨碍台湾实行民主选举。
台湾的民主,提供了一个中共无法轻易抹去的制度对照:同样有中华文化背景的社会,执政党可以输掉选举,人民可以把权力交给别人。在我看来,这种对照带来的制度压力,也是理解中共对台强硬立场时不能忽略的一层。
把IMF的2026年人均GDP预测与V-Dem《2026年民主报告》的分类逐国比对,至少有三十五个联合国会员国,人均GDP低于中国,却仍被该报告归为民主政体。尼泊尔、东帝汶就是其中的例子。反过来,沙特、卡塔尔等高收入国家,也没有因此成为民主政体。
贫穷不能成为剥夺选举权的理由,富裕也不会自动带来民主。
况且,谁来判断百姓的“素质”够不够?如果永远由掌权者决定人民何时才有资格选择执政者,人民就只能一直等下去。那些作出灾难性决定、又不许别人追问的人,他们的素质又该由谁来考核?
中共会说,中国也有选举。按照现行《宪法》和《选举法》,县、乡两级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,更高层级的人大代表实行间接选举;村委会选举则属于基层群众自治。
间接选举本身不能用来判断一个制度是否民主。关键在于,公民能否自由提出不同主张,候选人能否公平竞争,选民能否通过选举改变执政权的归属。
连中共自己的党章,都承认选举人的选择权。第十一条规定采用无记名投票,选举人可以不选候选人、另选他人,不得强迫选举人作出某种选择。既然如此,党员能不能公开支持不同的最高领导人人选,并且不因这种选择受到政治报复?
一个党连自己党员的自主选择都容不下,怎么会放心让全国人民选择?
这句话也提醒我自己。中国民主党讲民主,就要从自己的会议室做起。反对中共,并不会使我们自动成为合格的民主实践者。资历再老、贡献再大,也不能把职务当成私产。别人的反对票,必须和赞成票一样受到尊重。
我在参选陈述里承诺,会前听意见,会上认真履职,会后向大家交代。如果没有当选,也应当接受结果,继续做自己能做的事。如果连一个党内职务由谁担任,都舍不得交给党员决定,我们又凭什么让中国人相信,将来会尊重人民的选择?
1990年,我因为支持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被捕,后来被判刑一年。关押期间,我遭受了酷刑。那时,我想要一个普通人可以说话、可以参与决定自己命运的中国。
三十六年过去了。今天,我在洛杉矶准备参加一场党内选举。想起在大陆生活的几十年,心里仍有一个解不开的疑问:这样平常的一件事,为什么要走出自己的国家,才能认真去做?
我盼着有一天,中国人不用离开自己的国家,就能投下一张真正有用的选票。这应当是公民生活的日常。无论谁坐在那把椅子上,都得明白:人民让你上来,也有权请你下去。
2026年11月20日
王立君,北京之春特约记者。
是个虔诚的基督徒。喜欢写人和事,呼吁社会正义、法治与人的尊严。
北京之春 本文转自:TNT时报 网址:www.tnttimes.net
广告投放邮箱:[email protected]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