怀仁堂政变50年后的张又侠

他究竟做了什么，外界至今没有看到证据。官方1月24日宣布立案的当天，《解放军报》发表社论，说他和刘振立“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”。《华尔街日报》1月25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，前一天军队高层听取的一次通报提到，他涉嫌向美国泄露核武器的核心技术数据。官方从未公开确认这一指控。9月的通报对泄密只字未提，而周永康、令计划当年的通报，泄密是写明的。

在黑箱政治里，给对手扣上“通敌”“里通外国”的帽子，是“文革”里用得最熟的办法。刘少奇被定为“叛徒、内奸、工贼”，彭德怀被扣上“里通外国”的罪名，两人后来都平了反，但人早已不在了。这不等于说张又侠的案子也是如此，只说明这类罪名的证据，向来只在掌权者手里。

9月的通报给两人的定性是背离初心使命、拉帮结派、对党不忠诚不老实，并把结党与买卖官职、收受巨额财物连在一起，却没有公布一件具体事实，罪名也没有点明。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的分析认为，什么算不忠诚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习近平本人的判断。按以往高级将领的先例，军事法院的审理多半也不会公开。

就算红墙里真有人动了手，而且成了，接下来会怎样，50年前已经有过一次先例。

两次走进怀仁堂

1967年2月11日与16日，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碰头会，叶剑英、陈毅、谭震林等几个老帅和副总理，当着陈伯达、康生、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面发难。叶剑英当面质问他们，搞乱了党和政府还不算，为什么还要把军队搞乱。毛泽东得知后大怒，这场争吵被定为“二月逆流”，谭震林挨批最重，其馀几位也都靠边站。

9年后，还是这座怀仁堂。1976年10月6日晚上，张春桥、王洪文、姚文元先后接到通知来开会，三人到场后被宣布隔离审查，江青在中南海的住处也被带走。

两次都在怀仁堂，两次都有叶剑英和张春桥，结局正好相反，中间隔着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的死去。1967年毛泽东还在，发难的人输了。1976年毛泽东死了不到一个月，动手的人赢了。

抓走四个人之后

消息传开以后，据当年的记述，北京的螃蟹卖得格外好，很多人专挑三公一母，拎回家下酒。10月24日，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大会，各地跟着游行。这份高兴是真的，十年里很多人家都有说不出口的事。可是堂里赢了的人，并没有打算拆掉什么。

华国锋接班的凭据，是毛泽东生前写给他的一句“你办事，我放心”。1977年2月7日，两报一刊社论提出“两个凡是”：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要坚决维护，毛主席的指示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。

这条规矩很快落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身上。1976年清明节前后，大批市民到广场悼念周恩来，贴诗、献花圈，不少诗句骂的正是江青一伙。这场悼念随即被定为“反革命政治事件”，定性经过了毛泽东同意。四人帮进了监狱，这顶帽子却没有跟着摘掉，直到1978年11月，北京市委才宣布那次悼念“完全是革命行动”，这时邓小平一方已经占了上风。

1978年12月，北京动物园的电工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《第五个现代化》，大意是没有民主，四个现代化只是一个新的谎言。1979年3月29日他被捕，当年10月被判处15年徒刑。他被捕的第二天，文革中两次被打倒的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，提出四项基本原则，其中一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。

1981年6月，中共通过历史决议，给文革下了结论，说它是一场“由领导者错误发动，被反革命集团利用”的内乱。决议写明毛泽东对文革负有主要责任，紧接着又说，毛泽东的错误“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”。5个月前，特别法庭已经判处江青、张春桥死刑，缓期两年执行。同一场浩劫，领袖那一份叫错误，江青他们那一份叫罪行。

专政本身没有受过审判。1989年6月，它在长安街上又开了一次枪。10年后，它换了一个镇压对象。

墙里谁输谁赢，1976年已经演过一遍。四人帮倒台后，大批冤案得到平反，经济也松了绑，这是事实。可魏京生照样被判15年，1989年长安街响了枪，1999年同一套机器又换了镇压对象。只要发动和维持迫害的人不被追问，体制自身的罪不被清算，换多少茬人，这台机器的用法都不会变。墙里的任何清洗与洗牌，不过是让它多转几圈，给国家和民族带不来真正的生机。

盼红墙里再出一个叶剑英，是盼有人替墙外的人把事办了，可墙里谁输谁赢，墙外的人左右不了。这些年，不少大陆民众在海外的退党网站上，用真名或化名声明退出中共的党、团、队组织。入党誓词的最后一句是“永不叛党”，他们当年入队、入团或入党时宣过誓，如今公开声明与那份名册划清界限。

怀仁堂里下一次传出什么消息，谁也说不准，一个人要不要继续留在那份名册上，用不着等那里的消息。

本文转自：TNT时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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